讲者 查立

      查立先生是乾龙创投合伙基金的创始人和合伙人，也是一个多次成功创业而蜕变成的风险投资人。 查立先生曾在Saatchi & Sattchi、ZiffDavis等著名跨国媒体公司任管理职务，后在美国创业，曾任EastWest Creative Communication Inc、InterPro等公司的总裁和CEO，并在英国上市公司MoPo担任其亚洲CEO。

      查立先生在媒体、电信、互联网行业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他曾创立了和软银共同投资的早期中国技术性创业公司的孵化机构IdeaFactory，组建过中国最早的搜索引擎、在线学习、在线音乐和手机游戏等公司。后又创立了乾龙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了手机电视、网络游戏、手机游戏、互动电视、移动互联网领域里的中国创业企业。

      查立先生在创立乾龙创投前在中国做过许多天使投资，对于指导如何创业有深厚的经验；他以“喜马拉雅熊”的笔名开始发表博客，畅谈创业、创新、创投，反响巨大，博客点击率在数月中超过百万。

      查立先生曾任留英中国学生会创始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大学生创业基金特邀顾问。

• 查立的中文著作：《给你一个亿——你能干什么》

  给你一个亿——你能干什么
一个亿……给你一个亿？创业的本质是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谁说只有开公司才是创业？人生就是一场创业！想法是用来实践的！去创业、去试错、去成功！唯有行动，才有答案！
如何验证创意的可行性？第一桶金在哪里？成功与失败之间有什么规律和联系？什么样的人该怎么用？怎么找钱？怎么搞定投资人？公司做大之后怎么走？……
从VC角度看创业，从创业角度看风投。创业者出身的天使投资人查立，深度探讨创业与投资的“十万个为什么”。

• 个人经历

      1986年，25岁的中国青年查立开始了在英国伦敦大学的留学生涯，他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但是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虽然有奖学金，但不够维持日常生活所需，打工是自然的选择。对于一个从未经历任何商业熏陶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理解现代商业社会生动的第一课。
 
      很快，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情：用自己所有的钱作为定金，去租一整栋公寓楼，然后分租给他的朋友和同学，再把他们的租金集合起来交清整体的房租。显然，租一整栋楼的租金比按房间去租的总和要少很多，查立开出的租金价格极具竞争力，他的同学都乐意接受，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整栋楼的房间被抢租一空。
     这是查立做的第一个生意，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看，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赚钱，而只是为了减少他最大的生活开支——房租，但这个简单的出发点无疑体现了查立商业和投资的禀赋，“如果只是靠自己省，就只能租最小最差的房间，如果把自己和别人的利益考虑到一起，就能实现最好的结果”，25年之后，他对《创业家》杂志说道。
     事实上，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从广告、设计、媒体、电影到高科技、互联网，从英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从打工、创业到投资，查立永远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不停地改变自己的道路，但贯穿其中的，一直是他对商业和投资最朴素的理解：Win-Win。
外面的世界
    如果不是命运开的一个残酷玩笑，今天的查立应该是一位艺术家，如同陈丹青等人一样——他是浙江美院(现在的中国美院)77届油画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但就在大学毕业前三周，他被校方开除，其原因是：写信质疑政治课对学生的价值。
      很多年之后，开除或者退学似乎成了某种光荣的符号，但在1981年，这对查立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直接结果是，他失去了像其他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资格，几乎被整个社会抛弃。未来一片暗淡。值得一提的是，查立并非1981年唯一被浙江美院开除的学生，他的同班同学，另一位高材生林琳因为类似的思想原因被开除，但命运对待林琳更为残酷，这位纯粹的画家去了美国，1991年在纽约时代广场作画时被一名黑人枪杀，客死异国。
      查立后来在安徽阜阳教了3年书，在那个封闭的地方，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一到假期，他都会去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游历。1984年，英文很好的查立在上海偶然认识了一位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帮助查立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外面的世界向他打开了一扇门，他毫不犹疑地跨了出去。
      查立在英国学了两年的媒体，但他得到的最重要的知识不是来自学校，而是生活和工作。他曾经在一所小学兼职教书，有一天，要赶去上课，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门口，他就问为什么不进教室？这个男孩告诉查立，班上要选举，但是因为人数是偶数，必须有一个人放弃投票的权利，经过抽签，他不能参加投票。这个十来岁小孩的话让查立大为感慨，在此之前，他竟然还从来不知道选举表决必须是单数，这种一个小细节在某种意义上深刻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民主运行机制”。
      颇可一说的是，作为最为活跃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查立参与组织建立了英国留学生学生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留学生学生会，并被推选成为第一任主席。可供参考的是，查立经常与中国大使馆合作，组织各种关于中国的照片、电影展览，展览收入即作为学生会所需活动经费。现在看起来，欧洲留学生学生会或许是查立的第一个成功的创业项目。
      在英国留学期间，查立的一个发现是，许多欧洲最优秀的人才最后大都去了美国，对于喜欢冒险的查立而言，美国很快变成他的下一个目的地。1988年，他辞去了在著名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的工作去了美国。查立不断地变换工作很不安分，“在国外工作其实是非常好的学习，每到一个公司，我发展得都不错，但学得差不多了就会离开。我一直觉得找个工作，拿一份工资，未来发展有限，虽然那时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嘛，但就是想接触新的东西。”查立后来这样描述他的心态。他的大部分工作和媒体有关，出版、电影、广播、广告无所不涉及。
     1992年，查立开始创业，他抓住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机会，其时，美国电信公司利润最丰厚的业务来自国际长途，远东和东欧的业务方兴未艾，但大公司对这些地区的市场不够熟悉，需要有人为它们在本地做市场推广。查立的公司就是为电信巨头提供服务跨国和跨语言的服务，寻找新的地域新的市场，制定营销计划，制作广告，把这些巨头的服务、产品推广到这些新兴市场，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获得了成功。很快，他在第一个公司运营良好的情况下，开始创建第二个公司。这是一个家居设计的公司，专注于“设计”和“市场营销”，生产、物流则全部外包，这是一个传统的领域，查立的不同之处是用时装行业的设计元素、更新节奏去做。同样地，这个公司也运营良好，产品迅速打入了主流市场。此外，查立甚至成立过一家艺术基金会，出版刊物，制作纪录片，组织国际展览，这些创业经历差不多都是以白手起家而获得成功，因此身为VC的他相信：“成功的创业并不一定需要VC。”查立不久把兴趣和关注转向了互联网，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互联网产业从萌芽到成长，发展迅速，作为一个永远对新鲜事物有好奇心的创业者，尤其是他对传统媒体有资深经验，查立很快从自己所有的传统创业公司中抽身出来，进入这个全新的冒险乐园。
“第二次留学”
      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查立正好在香港出差。一天，疲惫的他回到酒店，躺在床上随手翻起一本杂志，偶然看到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于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句出自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著名台词实在是太熟悉了，更巧的是，那篇报道中说这句话的是他在英国读书时代的一个好朋友——这句话是多年前查立教的，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立刻打电话联系这本杂志，结果惊喜的发现他的这个朋友正作为志愿者为世界妇女大会服务，并在这家杂志社担任主编，而且第二天会到深圳采访，意外重逢的欣喜自不待言，这位朋友得知查立在香港后，强烈要求查立去一趟深圳见个面。
      在这次意外的深圳之行中，有两件事可能对查立之后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件事：他在闲逛下榻酒店对门一个画廊的时候看到，里面挂着很多齐白石、张大千的画，每一幅标注都在2万以上，全是赝品，他当然不会上当，但是卖画的人告诉他，价钱都是骗老外的，“中国人好商量”。最后他买了一位不知名画家的作品：梅兰竹菊，4幅画一共标价8万，仅以200元人民币成交。查立感到这种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价格落差背后，中国的经济有着某种野蛮的发展力量，对于已经适应欧美那种成熟经济体系的他来说，不啻于一种巨大的刺激：机会也就藏在其中。
      第二件事，查立发现他所住酒店的商务中心里面贴着网景Netscape Navigator浏览器的标志，这使得他极为惊奇，西方媒体不是说中国的互联网是被屏蔽掉的吗，怎么会有浏览器的标志？他当即跑进商务中心一打听，好家伙，每分钟上网费高达10元钱，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国外的网站上不去。查立顿时恍然大悟，觉得自己在西方的10年也是像被洗了一次脑……1个月前，美国第一个网络股网景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20亿美元，就在那个小小的商务中心，查立像是经历了一次穿越，出国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就预感到了中国互联网同样充满机会。
      回到美国后，查立决定将自己投资的一家互联网搜索技术公司的研发方向从锁定为中文搜索，这也许是互联网上最早的中文搜索公司，这家公司于1998年被收购。1999年，正在寻找新创业方向的查立在香港碰到老友薛村禾，这位UT斯达康的创始人刚刚加盟软银中国基金，准备进入中国投资，薛邀请查立一起回来做创业投资，查立和薛一拍即合，共同投资成立了名为“Idea Factory”创业孵化器项目。
     Idea Factory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草根创业的孵化器之一，这和查立及其几个合伙人的创业经历有关，用硅谷最原始的创业投资方式运作，雄心勃勃的查立希望能在中国也孵化出“世界级的伟大公司”，互联网显然是最好的平台。但是由于Idea Factory的一些项目过于超前，并且对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不够成熟，结果与之相去甚远，遭遇了各种挫折。Idea Factory孵化了中国最早的MP3音乐网站，这家名为“红色B52”的公司，还曾投巨资自建录音棚做原创音乐下载，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方向，但当时发行CD的ISRC号成本很高，盗版又很严重，公司难以赢利。有意思的是，在“红色B52”被并购后，其中的几位员工重新创业反倒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就包括九天音乐网等公司。Idea Factory还曾孵化过几乎与今天的Facebook是孪生兄弟的大学生社区网站、类似“篱笆网”的家装电子商务网站等，但是最终Idea Factory所投的项目大都充当了中国互联网“先驱”，查立乐观的把这视为重新认识中国市场所必须付出的学费。
      “这其实是我的第二次留学，回到中国留学。我离开中国十几年，这十几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变化最大的，我已经不了解这里，通过投资这些项目才开始重新了解中国。”查立后来这样评论刚回中国做Idea Factory孵化器的那段经历。
创业的不能承受之轻
     再讲一个插曲，大概是1999年夏天，查立正好与美国著名搜索引擎Excite的一位创始人Mark在硅谷办事，那时他正处在从创业者转变为投资者的阶段。有天傍晚他俩路过一家无名小公司的开张聚会，这家公司名为“Google”。派对上一个叫谢尔盖·布林的家伙还塞给他写有电子邮件和电话的纸条，作为搜索引擎中的先驱前辈的他俩，当时都觉得搜索早已成为过去，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家后来者居上的公司将来会成为搜索的巨头，布林的那张纸条被他“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查立感叹道：这世界上是会发生奇迹的，没有永远的王者，永远会有后来的超越者，创新、专注是生存和发展之道，每一个超越者都要脚踏实地地站在地上。
     “创了几回业之后，自然会想到投资，包括我后来做投资人，都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查立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身份转变。其实查立的第一次融资就遇到了很大的挫折，1995年，在经过漫长的等待，无数次的拖延后，查立终于得到了见一个VC的机会，他兴奋地从纽约飞到加州Redwood City，在约好的一个西班牙餐馆里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结果那个人投资人打来电话说：“Sorry，我有急事去夏威夷了……”
      如今，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早期创业的经历，查立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Take off your pants and we will grill you！”，这是VC行业的一个俚语，直译为：“把你的裤子脱了，我们要烧烤你！”意思是“去掉包装实话实说，接受我们的无情质疑”。在一次又一次被无情地拷问之后，一个头发灰白的老VC曾对垂头丧气的查立说了另一句让他记忆深刻的话：“Hey young man, we investors are vulnerable”，意思是“年轻人，投资人是很脆弱的”，这是一个VC的隐喻，每一个去找VC融资的创业者最初都无法理解，“一直到我变成了一个投资人，当上了一个VC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他这句话的分量是多么地不可承受之轻……”很多年之后当他自己成为了一个VC，查立感叹道。
      2004年，查立创建的乾龙创投成立，这家前期规模都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基金并非中国最早、最大或者最著名的，但却是最坚定地只投早期项目的风险基金。
      查立认为目前中国还非常缺乏诞生Google、Apple、英特尔这样的世界级的伟大公司的土壤，而这正是真正的VC投资的机会。在中国太缺乏有经验的投早期项目的投资人，太多人手里握着钱只是想来鼓捣一下套现走人。而乾龙创投则投资了许多早期的创业团队。比如移动互联网的电子商务领域里，他曾投资一家要做“手机MySpace”的公司Wichina，这个概念让人怦然心动，但却一直无法赢利，2008年春节的大雪却让Wichina意外地找到了市场：南方的打工者因为大雪无法及时赶回家过年，但又要把钱寄回去，Wichina手机客户端有一个功能，开通Wichina的业务之后，可以通过手机来实现邮政汇款，非常方便，很多被大雪困在南方的打工者一传十十传百，纷纷通过这个服务来给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过年汇钱，以至于这家奄奄一息的公司一跃成为了广东移动的核心增值服务提供商之一，Wichina也很快就因此收入大增有了赢利。“我们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这家公司的赢利点是在农民工身上，打工仔们养活了这家公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成功是无法预测的，创业公司必须不断试错，应用必须适合中国本土”，查立说。
      2008年年初，乾龙创投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人民币基金，因为“这是未来中国创业投资的主流”。而查立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我是一个马路天使，打巷战出来的，大部分创业者遇到的问题我几乎都经历过，我可以提供第一手的经验，来鼓捣年轻人去创业，帮助他们少走弯路，早日成功！”